妈妈听了大吃一惊，两眼瞪着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因为她知道我的裁剪水平太小儿科了！这是人家结婚穿的衣服。结婚啊，那可是人生的一桩大事呀，差一丁点都是不行的。
我岁数还小，也没有结过婚，当然想不到结婚对于一个人该有多么重要，但见妈妈的惊愕状态，觉得此事不是一般的大，就支支吾吾地对妈妈说，我把表叔的布料裁坏了。
你给人家裁成什么样子了？妈妈着急地问。
我说，长袖裁成了短袖，短袖裁成了背心。
妈妈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大骂了我一顿，还扇了我一巴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妈妈打，也是最后一次挨妈妈打。国青啊国青，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真是造孽呀！你说，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向你表叔交待？
我说，我自己找表叔说去，他要打要骂我都认了！
光认了就行了吗？妈妈拧着眉头说。
那该怎么办呢？表叔总不该拿刀杀了我吧？表叔是个杀猪的，家里有好几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我想哭，真怕表叔把我给杀了。表叔杀猪的技艺在雁浦村一带，名气很大，几百斤重的大肥猪，他一刀从心脏里捅进去，一会儿工夫猪就没了气。我才七八十斤的体重，他要杀我那还不是老虎吃豆芽——小菜一碟吗？
妈妈说，看你做的这些事情，真该让表叔一刀宰了你！当然，他不会杀你，你也不必害怕、着急和上火。形状的问题是，人家过几天纠结婚了，结婚仪式上穿什么？
那、那您说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嗫嚅着说。
妈妈说，走，我和你一块去，向表叔说明情况，给人家赔一块布料。
来到表叔家，我把背心递给表叔，说，对不起，我把你的布料裁成背心了。
妈妈说，我再给你买一块布料，我亲手给你做褂子吧。放心，一定不会耽误你结婚穿的。
表叔接过背心看了看，笑着说，呵呵，大侄子，你这背心做的不错哩，我还真需要一件背心穿呢！他穿在身上试了试，觉得还挺合适。转过头来对妈妈说，嫂子啊，你就不用再给我买布料了，都是亲戚故交，又是一村当院地住着，那样做就显得太生分了。
最终，妈妈还是给表叔买了一块布料，精心做了一件褂子。还好，没有耽误他结婚的日子穿。
......
这场事故发生以后，妈妈好长时间没有让我摸剪刀。她裁剪过衣服后，防止我再用剪刀，就把剪刀和皮尺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锁了起来。我也觉得自己可能天生就不是当裁缝的材料，也懒得再去摸剪刀了，一心一意地读起书来。
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拿起了剪刀。学校里有少先队这样的组织，分大队、中队和小队三个级别。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都要在左臂戴一个小牌牌作为标志，形状是一张白片片上加着红色的横杠。大队长是三道红杠，中队长是两道红杠，小队长是一道红杠。
这些牌牌本来都是县教育局发下来的，有着统一的样式。但有的孩子佩戴这些牌牌上山打柴下地拔草，有时不小心就滑掉了，有的是红杠掉了，有的是整个牌牌全找不到了。
学校里开少先队会议必须佩戴这些标志，怎么办？
高清林校长想出一个救急的办法：自己做。他从商店里买回布料，准备找人裁剪后做一批牌牌。他先是在县城找裁缝打问，人家要手工费，价格还不低。
高校长想，就这样一个小牌牌还要那么多钱？一气之下不做了，拿回学校找当地人做。先是找到了我的妈妈，妈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报酬都不要，只是需要等两天，因为手头有一些急活儿需要赶出来，承诺顾客好多天了。
恰在这时，公社完小要组织一个大型会议，需要所有的少先队员参加，没有特殊原因不能请假。牌牌还没有做出来，高校长很着急。
我对高校长说，你别着急，这个任务我可以来完成。
高校长没有说话，只是狐疑地望着我，眼神里透露着极度的不信任，意思是别和我开玩笑，你小小年纪会干这个？
我对高校长说，我是雁浦村有名的“小裁缝”。大衣服我做不来，做小东西那是手到擒来不费劲的。
高校长听了仍然带着疑惑问，你说的可是真话？这事儿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说，校长啊，我胆子再大也不敢糊弄你呀！不信你问谷平、杨树方和周艳萍他们！
高校长真把这三个人叫到了办公室，问他们我是不是个“小裁缝”，会不会裁剪衣服？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再看看你，谁也不说话。他们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高校长说，你们倒是说话呀！谷国青究竟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呀？
杨树方结结巴巴地说，校长，是这样，要说他不会吧，好像也拿过剪刀，跟他妈妈学过几天裁缝，而且还在县城里跟他的两个舅舅学过；要说他会吧，他那两把刷子实在拿不出手。
怎么个拿不出手？高校长似乎对我有了兴趣，既然有同学做证，看来我还真能来两下子。
周艳萍接过杨树方的话茬说，有一次，他给他结婚的表叔做褂子，把长袖的裁成短袖的，又把短袖的裁成背心了，连袖子都没有了！他这两下子实在是二五眼。
谷平是我的侄子，一笔写不出两个谷字来，还比较顾全我的颜面，说，校长，我认为，他的裁剪技术远比不上打补丁和织毛衣。
高校长听了又是一愣，什么？你还会干这些活儿？高校长是外地人，平时住在学校里，节假日就回了家，很少和雁浦村们打交道，所以对我学习以外的情况远不如李隆刚老师熟悉。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懂一点裁缝手艺，但很不高明。不过，做少先队的牌牌也不是多么难弄的事情，我可能也能拿下来，就把任务交给了我，还说事情紧急，两天之内必须把东西交到高校长手上。
我把布料带回家，经过一番裁剪，分成了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几个档次，因为红杠太小，我怕蹬缝纫机弄不好，就让妈妈帮忙做这最后一道工序。
不料，就是在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发生了误差，虽然原因不在我身上，是妈妈搞错了，但任务是我从高校长手里领来的，被高校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事情是这样的。妈妈没有念过书，也没有入过少先队，虽然看见村里的孩子们戴过这个牌牌，但印象不深，分不清什么职务戴什么样的牌牌。等我把缝制好的牌牌交给高校长后，他也没有细致地检查，就带到了公社完小的少先队员大会上。会议即将开始前，这些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门往左臂上戴牌牌时，才发现不对账。原来，大队长的牌牌上是四道红杠，而有一名中队长的红杠由两道变成了一道，成了小队长的级别。
我们雁浦小学的少先队有一个大队长，两个中队长喝六个小队长。因为红杠缝错了，中队长变成了一个，却冒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个红杠，这算什么级别？比大队长还多一道红杠，可学校里没有比大队长更高的少先队的干部了呀！
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这位大队长同学也是稀里糊涂急着开会，竟然没有看清楚是四道红杠，戴在左臂上就进了会场。他这一进去不要紧，马上吸引了全会场人的目光，大家都不开会了，光顾着看他的左臂了。起初，他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因为他特地为今天的会议穿了一件妈妈刚缝制的新衣服，布料是天蓝色的，当地人称为“毛蓝”，是一种挺时髦的布料，价格不菲，一般人买不起。
大队长想，难道是我的新褂子受到大家的青睐？他正在洋洋得意，就见高校长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向他招手，意思是你快点给我过来！
大队长赶紧向高校长所坐的位置跑去。
跑到高校长的跟前，大队长问，校长，你把我招来有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你还有脸说？你看看你戴的是什么？高校长满脸的怒火，好像要喷出来一样！
高校长本来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大队长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连忙扭头看自己的左臂，这一看大吃一惊！天哪，我竟然戴了一块四道红杠的少先队的标志。我这算是那个级别的少先队干部呀！是大队长还是中队长还是小队长？
情急之中，大队长连忙脱下衣服，准备往下扯一道红杠，不料这道红杠是缝纫机缝上去的，特别结实，他怎么扯也扯不开，急的满头大汗。
这时，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各个学校的少先队干部们站着整齐的队列入场。大队长要站在队列的最前面。其他学校的大队长都在队列前面站着，唯独我们雁浦小学的大队长正在主席台一边着急忙慌地往下撕扯那多出来的一道红杠。
这个场面太煞风景了！
高校长狠狠地瞪了大队长一眼，意思是你就不能站在一边去弄吗？非要站在这里丢人现眼？
可能大队长也意识到自己站立的位置不合适，又看到了高校长的眼神，就快步来到了会场的边缘之处，继续撕扯那道红杠。
雁浦小学的少先队列里没有大队长，而且还少了一位中队长。公社完小的领导问高校长，你们学校是怎么回事？那么多的少先队员，难道连个大队长和中队长也推选不出来吗？
高校长的表情十分尴尬，想说明事情的原委又觉得无法出口，那样的话责任更大，会受到领导更严厉的批评，只好说，大队长和中队长都来了。
完小领导问，都来了？在哪里？看看你们的队列理，有吗？
高校长真是有点无地自容了，红着一张脸无话可答。
我是一名少先队的小队长，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我这个人爱玩爱闹，大会开始时，只顾的和同为小队长的杨树方逗着玩，没有注意到大队长的窘迫之态，也没有看见高校长把他叫到跟前的这一幕。等我随着队列从主席台前经过时，忽然发现高校长的眼睛正像喷着火一样的注视着我。
怎么回事？我在高校长的眼里绝对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他经常批评我，但从来没有用今天这样的眼神看我。这种眼神太可怕了，像要把我吃了一样，烧化了一般！
我心里一哆嗦，步伐就有点乱，一二一，一二一的节奏就跟不上了，一脚踩到了身旁的杨树方的脚背上，疼得他“唉呀”了一声！他在扭头看我的一瞬间，忽然也发现了高校长瞅我的眼神。杨树方这个人心思比较细，从高校长的眼神里看出了不正常，就悄悄地对我说，你一会儿去高校长那里一下吧，他好像有话要对你说。
我说，我也看到了他的眼神与往常不一样，好像挺凶挺吓人的，我有点不敢去。
杨树方说，你是不是又闯下祸事了？
我说没有，实事求是地说，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咱不是把左臂上的少先队牌牌做上了吗，都是白尽义务，没要学校一分钱！
说到这个牌牌，杨树方突然惊叫了一声，哎呀，对了，可能就是这个臂章出了问题！杨树方这个人就是比我讲究，我称少先队干部的标志为牌牌，他则称为臂章，当然臂章这个称呼是最标准最规范的。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臂章出了问题？我问杨树方。
你难道没有发现吗？咱们的大队长没有站在队列的前头。杨树方用手指了指前面。
我朝队列的前头一看，果然没有大队长的身影。
杨树方又说，不仅大队长不在，连周艳萍这个中队长也不在队列里。
我一看，奇怪，周艳萍果然也不在。他们为什么都不在队列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