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太子殿下的法与情

褚遂良被狼狈地带下去之后，甘露殿内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

方才还剑拔弩张的君臣，此刻都沉默着，每个人的心思都在飞速转动，目光有意无意地瞟向那个依旧打着哈欠，仿佛随时能睡着的太子。

李世民坐在龙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

李世民看着李承乾那副懒散的样子，心中的欣赏与忌惮如同两条巨龙在交错翻腾。

他欣赏儿子的雷霆手段，那份看似随意却精准致命的反击，让他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但他更忌惮，忌惮这份连他都看不透的城府。

一个能造出千里眼，又能轻易玩弄人心于股掌之上的储君，是国之大幸，还是他这个皇帝的大不幸？

李世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儿子的认知，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承乾不再是一个需要自己去教导、去鞭策的少年，而是一个需要自己去试探、去理解，甚至……去仰仗的未知存在。

“父皇，真没事儿臣就回去了啊，这早朝起得太早，困。”李承乾再次开口，打破了沉寂。

他那副急着下班回家的模样，与殿内凝重的气氛格格不入。

“站住！”李世民沉声道。他决定了，不能再让这个儿子这么咸鱼下去。

他必须将这头猛虎彻底拉到朝堂的阳光之下，让他所有的能力都为大唐所用，而不是藏在东宫的阴影里，变成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

“今日朝议，有一桩悬案，诸卿争论不休，朕也难以决断。”李世民的目光扫过房玄龄和魏征，“既然太子也在此，不妨听听，为朕分忧。”

李承乾心中咯噔一下，暗道不好。这老狐狸，是打算把自己往死里用了。

李承乾脸上却依旧是一副“你别烦我”的表情：“父皇，儿臣哪懂什么朝政大事，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朕让你说，你就说！”李世民的语气不容置疑。房玄龄适时出列，将案情简要叙述了一遍。案子本身并不复杂。

大唐北疆名将，左武卫大将军丘行恭，其爱子在长安城内与一勋贵子弟发生口角，争斗中被对方失手打死。

丘行恭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竟不顾军法，点了一队亲兵，直接冲入那勋贵家中，将那名同样是独子的勋贵子弟当场斩杀，以命抵命。

此事一出，朝野震动。按《大唐律》，勋贵子弟失手杀人，罪不至死，最多是流放或赔偿。

而丘行恭身为国之大将，未经审判，私自带兵杀人，乃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更严重的是，他动用军士处理私怨，这是动摇国本的大忌。

朝堂之上，意见分成了两派。以魏征为首的法家派官员，力主严惩。

魏征更是言辞激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丘行恭身为大将，目无国法，擅杀勋贵，若不严惩，则国法何存？军纪何在？请陛下依律，斩其首以谢天下，方能正视听，明典刑！”

而另一派，以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官员为主，则认为应从轻发落。

他们认为，丘行恭戎马一生，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北拒突厥，西平吐谷浑，身上大小伤疤数十处。

如今老年丧子，一时悲愤攻心，才铸下大错。情有可原。若因此斩杀一名功勋卓著的老将，必会寒了天下将士之心。

“陛下，”长孙无忌躬身道，“丘将军之罪，罪在犯法。但其情，却在于人伦之痛。法理不外乎人情，请陛下念其功勋，念其丧子之痛，酌情轻判。”

两派争执不下，李世民也陷入了两难。杀，寒了军心，也显得自己刻薄寡恩。不杀，国法尊严何在？

魏征这帮谏官的唾沫星子能把他淹死。这案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李世民把这个山芋扔给了李承乾。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位太子殿下身上。他们想看看，这位能造出仙器的太子，面对这人世间最复杂的法理与人情之争，又能有什么惊世骇俗的高见。

李承乾听完，揉了揉太阳穴，脸上露出一丝不耐烦。他心里把李世民骂了一万遍。

这种送命题也拿来考我？李承乾懒洋洋地扫视了一圈殿内的重臣，最后目光落在魏征身上。“魏公。”

“殿下。”魏征硬邦邦地应道，他倒要看看这位太子能说出什么花来。

“魏公方才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言大善。”李承乾点了点头，似乎是赞同魏征的观点。魏征的脸色稍缓。

“那本宫想问问魏公，”李承乾话锋一转，“若是一个三岁小儿，无意中推动巨石，砸死了路人。和一个壮年大盗，蓄意谋财，用石头砸死了路人。在魏公看来，这二者之罪，可有分别？”

魏征一愣，这个问题太过浅显，他想也不想便答道：“自然有别。前者无心之过，后者蓄意为之。律法有载，论罪当论心，无心之失可减，蓄意之恶当诛。”

“说得好！”李承乾抚掌一笑，“论罪当论心！这五个字，便是此案的关键。”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声音变得清晰而有条理：“丘将军之子被殴毙命，此为起因。那勋贵子弟虽是失手，却有杀人之实，此乃果。而丘将军悲愤之下带兵复仇，斩杀仇人，此亦是果。”

“魏公与诸位大人，争论的焦点，皆在于这第二个果。魏公只见丘将军杀人之行，便要依律处死。而赵国公等人，则见其丧子之痛，便要为其求情。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又都只说对了一半。”

李承乾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大殿都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被他这番新奇的剖析吸引了。

“本宫以为，断案，不仅要看‘行’，更要究其‘心’。也就是方才魏公所言的‘论罪当论心’。”

“那勋贵子弟，其心是争斗，而非杀人。其行，却造成了杀人之果。此为‘过失’。”

“而丘行恭，其心是复仇，是‘以命抵命’。其行，亦是杀人。此为‘故意’。”

“二者之心，天差地别。但二者之行，皆为杀人。这便是我大唐律法需要厘清之处。”

李承乾走到大殿中央，仿佛这里不是威严肃穆的朝堂，而是他东宫的课堂。

“一部好的律法，不应只是一把冰冷的尺子，用来丈量罪行的结果。它更应该是一把精细的刻刀，能够剖开人性的复杂，辨明善恶的根源。”

“丘行恭有三罪。”李承乾伸出三根手指。

“其一，擅杀之罪。无论何种理由，未经三司会审，私自剥夺他人性命，此乃对国法最直接的践踏。此罪，当罚！”

“其二，动用兵卒之罪。军国之重器，岂能沦为私家报复之工具？此风一开，大唐危矣！此罪，当重罚！”

“其三，藐视君上之罪。天子脚下公然行凶，将陛下置于何地？将朝廷置于何地？此罪，当严罚！”

他每说一罪，魏征的脸色便好看一分。这太子，看来还是懂法的，没有胡搅蛮缠。

然而，李承乾话锋再转，声音中带上了一丝悲悯：“但丘行恭，亦有一功，一情。”

“其功，在于他半生戎马，为国尽忠。没有他这样的将士在边疆浴血，哪有我们今日在长安安享太平？此功，当赏！”

“其情，在于他舐犊情深，人伦之常。白发人送黑发人，此乃人间至痛。一个连儿子惨死都能无动于衷的将军，我们又怎能指望他忠君爱国？此情，当悯！”

“罪、功、情，三者交织，这才是丘行恭案的全貌。”李承乾最后总结道，“若只论罪，则失了人情，寒了人心。若只论情，则废了法度，乱了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