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少帅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2月16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组成“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日本当局随即发表声明，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他们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签字国出面对日本施压。在国民政府的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
报告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有一定的揭露，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认，认为“满洲国”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而是“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的结果。
但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报告书中甚至提出非常荒谬的建议，主张中、日两国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把中国领土东三省由日本占领变为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
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国民政府表示“原则接受”。
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恼羞成怒，退出会场。
日本政府随后以抗议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舆论一片哗然，全体国人表示强烈反对。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便在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兴起。
大名府，铁军大本营。
军政自治区行政公署内。
刘春霖将手中的报纸递给“玉帅”冯圣良，说道：“你看看，现在各地、各界群众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各大报刊，号召大家抵制日货，发出了抗日救国图存的最强音。”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冯圣良从刘春霖手里接过《申报》，展开看了看，说，“世界的形势绝非儿戏，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丛林法则，而且这种丛林，远比一般意义上的丛林来的复杂。国家和一个民族，必须敢于去亮剑，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刘春霖频频点头，说：“言之有理，可惜你不是张少帅啊！换作是你，东三省绝不可能拱手相送。真乃奇耻大辱。”
“国耻啊！”冯圣良将《申报》扔到沙发上，站起身，“东北沦陷的罪魁祸首，张少帅首当其冲，但是国民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来看看这些，”冯圣良快步走到办公桌前，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翻出一摞摞信札和多份报刊，铺展开来，对刘春霖说，“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不去对抗日本人，反倒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方针，纠集了63万兵力，又开始围剿革命军了，这次国民政府主席亲任总司令。半个月前，咱们的韩大帅已经率兵赶赴赣粤边区与护国军会合了，担任‘进剿军’右路总指挥。”
刘春霖并未随意翻看桌子上的文件，只是专注浏览一些报纸期刊，说道：“如此看来，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心里，南方的革命军竟比日本人还难以对付啊！荒唐。”
“什么‘攘外必须安内’？对外软蛋对内混蛋，”冯圣良抬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些报刊，忿忿不平，说，“往年至今，革命军每次都是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谴责日军侵略。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强烈要求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日本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还有，革命军还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及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啧啧，痛快，太痛快了，大快人心啊！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感同身受的，就应该这么做。可咱们的国民政府呢？却置若罔闻，不是装聋就是作哑，佯装啥也看不见，反视革命军为洪水猛兽，三番五次进行围剿。他娘的，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你看看革命军的宣言，”刘春霖拿起一份报纸，朝冯圣良扬了扬，读道，“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这可比国民政府看得通透啊！”
冯圣良点点头，极为赞许，说道：“眼下，革命军的力量还比较小，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是，他们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坚信，有朝一日，革命军必将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也终将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两人放言高论，侃侃而谈。
刘春霖点头称是，又拿出一叠文件放到桌子上，说：“咱俩也别光顾着生闷气了，当务之急是先处理好眼前的事务。这些文件还需要您签字，自治区各处下个月的教育经费得抓紧拨付下去。另外，黄谷畈那边的小学教室年久失修，我也去看了看，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得赶紧加固，那里面每天可都有百八十个孩子在读书呢！”
冯圣良立即坐到办公桌前，拿起毛笔，一一签上自已的大名。
刘春霖一边收拾好文件，一边对冯圣良说：“您这一笔小楷沉雄疏朗，中正不滞，愈发精进呐！”
冯圣良哈哈大笑，说：“难得刘爷夸奖啊！在您面前那就是班门能斧。今后还望您多多点拨一二，冯某在此先行谢过呐。”
刘春霖双手抱拳，笑道：“哪里哪里，点拨谈不上，咱们切磋切磋还是可以的。”
冯圣良请刘春霖坐到椅子上，说：“自治区刚刚成立不久，诸事繁多，教育方面的事还请刘爷多多费心啊！”
刘春霖摆摆手，说道：“责无旁贷，读书人嘛，份内的事还是应酬得过来的。”
“那就好，刘爷也要保重身体啊！”冯圣良叮嘱道。
“哈哈，不妨事，我身体能吃得消。您政务繁忙，我就不多打扰了，告辞，”刘春霖站起身来，又说，“倒是玉帅要多多保重啊！眼下，时局瞬息万变，虽说大名府实行了军政自治，仍要早做打算，从长计议，凡事还须未雨绸缪啊！”
“这个自然，”冯圣良也随即站起身，说道，“请刘爷宽心，国无宁日，冯某绝不敢有丝毫懈怠。”
窗外，不时传来铁军士兵们刻苦训练时的阵阵喊杀声。
刘春霖回到刘公馆时，已近黄昏。
管家杨安喜正站在大门口，焦急地四处张望。远远瞧见刘春霖乘坐的小轿车缓缓驶来，杨安喜赶紧碎步迎上前去，连连说道：“刘爷，有客人来访，等了好大一会儿啦！”
刘春霖从车上下来，仔细瞅了瞅停放在家门口的两辆黑色轿车，问道：“哪儿来的客人啊？叫什么名字？”
“一共六个人，指名要见您，不肯说名字，挺神秘的。”
“人在哪里？”刘春霖边走边问道。
杨安喜连忙回答道：“有两个人坐在车上等，其余四人都在客厅。”
刘春霖径直朝客厅走去，两个黑衣人站在客厅门口，伸手欲拦。
“这是我家刘爷，”管家杨安喜呵斥道，“自已家客厅都不让进吗？”
听说是刘春霖，黑衣人连忙敲了敲门，门开处，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出现在眼前。
中年人冲刘春霖点了点头，侧过身，请他进入客厅，然后走了出去，又转身把门带上。
客厅内，一位年过花甲，面容清癯，蓄着短须的老者正端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
听见动静，老者缓缓睁开眼睛，朝着刘春霖微微一笑，中气十足的问候了一句：“润琴老弟，别来无恙否？”
刘春霖定睛一看，大惊失色，失声道：“郑海藏？海藏兄，如何是你？”
“哈哈哈，如何不能是我？”老者站起身来，抱拳行礼。
来者不是别人，乃大名鼎鼎的满洲国傀儡政府总理郑孝胥。
郑孝胥是福建闽侯人，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因其居所名曰“海藏楼”）， 世称郑海藏。
清光绪八年考中乡试解元，光绪十一年投奔李鸿章门下。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
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与陈三立、沈曾植同为晚清诗坛“同光体”领军人物，张之洞对其诗极为推崇。
在书法上，郑孝胥也有着不凡的造诣。他善楷书，取法苏轼、欧阳询，得力于北魏碑。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形成了一种既清新又苍劲的风格，因此而声名鹊起。
光绪三十四年，交通银行建立之际，创始人梁士诒邀请他为银行题字，郑孝胥狮子大开口，索要一个字1000两白银的酬劳。面对郑孝胥的开价，梁士诒却未曾迟疑，不假思索便立马答应下来，用4000两白银换得了郑孝胥题写得“交通银行”四个大字。
从那时起，“交通银行”四个大字，便由他的手笔流传下来，成为了清末及民国各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景观。一时之间，郑孝胥的书法作品成为了“一字千金”的代名词。
1932年，满洲国成立时，在清逊帝溥仪的力荐下，郑孝胥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及文教部总长。
在满洲国成立的过程中，郑孝胥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起草了满洲国的建国宣言，还与日本签订了使东北地区实际沦为日本控制的《日满议定书》。这些行为彻底颠覆了他早年的形象，使他从一位被人尊敬的学者、艺术家，变成了国人眼中的民族叛徒和历史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