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的缺憾
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名字叫玄烨，他8岁继位，14岁亲政，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康熙嗜书好学，尚儒重仁，善思审慎，勤于政事，头脑清醒，意志坚毅，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帝王。他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亲征朔漠，和善蒙古，绥服西藏，促进了民族和谐统一，奠定了中国版图。康熙时代中国的版图，东到太平洋，东北到库页岛，北到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外蒙古，西到贝加尔湖，南到南沙群岛南端的曾母暗沙。国土面积有13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最强盛的帝国。他关心民瘼，尊重礼法，治理河患，减免税赋，兴文重教，学习科技，使康熙时的大清帝国，人口众多，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出现了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局面。
著名清史学家阎祟年总结康熙盛世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是天合。康熙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天时，处在西方大国崛起的两个高潮之间。西方大国第一个崛起的高潮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第二个高潮是英国、美国、法国。康熙王朝的发展正好处在这两个高潮的夹缝中，因此，康熙王朝的发展没有受到外国的干扰。二是地合。当时清朝周边的国家，东邻朝鲜，西邻哈萨克，南邻越南，越南国王是清朝皇帝册封的，北邻日本，当时日本尚未崛起，而俄国的彼得大帝又将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因此，在康熙王朝时，清朝周边国家基本贫、弱、小，而康熙王朝并不恃强凌弱，与邻国都能和睦相处。三是人合。康熙能做到“人合”，与大臣能够和气相处，君臣和谐，朝中基本没有朋党之争。四是已合。康熙做到了“已合”，而“已合”的关键是读书。他一生酷爱读书，他说，“圣人贤人”与“庸人俗人”的差异就在于读书。康熙的大过人之处，在于有大过人的思想，大过人的思想是因为他有大过人的学习精神。他注重修身，不抽烟，不喝酒，讲究养身。
康乾盛世“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它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18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而当这个奇迹发生时，传统文化本身也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令人遗憾的是，在天合、地合、人合、已合，一派盛世欢歌的景象中，从皇帝到百姓皆欣欣然昏昏然，岂知“当康熙和他的子孙把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完全耗竭，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康熙昧于世界大势， 思想还局限于专制统治、仁德治世、小农经济的层面，脚步仍然在封建藩篱中逡巡，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吸取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代西方文化的精华，因此，后来出现光宣哀世、清朝覆灭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
康熙为何没有吸取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代西方文化的精华？
先说民主。民主，是古今中外不懈追求的治世方式。中华大地上的最原始民主，始于私有财产和奴隶的出现。距今四五千年，中国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传说中的尧、舜、禹，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其时实行军事民主制：一是公举部落首领，史称“禅让”。如尧咨询四岳，即诸部落首长，四岳推选舜为继任者，又对舜考核三年，以舜摄政，尧死，由舜继位；舜晚年亦咨询四岳，公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二是众议大事。宣战、媾和、联盟、继位等均由氏族首领组成的议事会决定，不能个人独裁专断。《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与四岳讨论问题，起初彼此意见分歧，最终尧服从“众议”，少数服从多数。
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可以回溯到2500年前。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称为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古希腊是西方奴隶社会时代的开端，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祥地。而雅典是直接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初具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和权利直接参与政治，可以说是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政体。雅典的民主政体有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及十将军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的一切大事，如选举官员、调整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宗教、财政、军事等等，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有权力参加大会，但雅典公民中不包括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以及异邦人。德国历史学家西格弗里德·劳菲尔指出：“这两条原则，即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权利，所有决定必须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是古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相似的特征。从古代到现代，它们都被迅速接受……所以现代政治思想起源于古代雅典，而不是其他任何过去的政治形式。”
昌盛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的桎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上的绚烂篇章，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不仅改变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而且也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狄特富尔特评价“哥白尼革命”说：“由于这一天才的见解渐渐渗入社会意识，其深度足以促使当时的封建制度逐步丧失其基本的合法性。‘宇宙关系的民主化'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与康熙时代同期的英国，人民在与复辟王朝、天主教的博弈中获胜，议会先后通过的《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确立了英国“议会至上”原则，是迈向君主立宪制度的重要一步。它改变了人类历史，对英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640年和1688年的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为英国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牛顿的科学精神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注入了活力，广袤殖民地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劳动力，使英国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
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简单而自然的诉求。刘瑜指出：我对自由没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激情，“自由”——多平常的一件事啊，人饿了就会想吃饭，困了就会想睡觉，同理有意见了就会想说话，工作不开心了就想换工作，这些需求如此自然，以至于我对人类要为它奋斗千年而感到吃惊，更为“自由”这个字眼生生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给逼成了一种“主义”感到离奇。相比自由，民主则可能是一个更为可疑的事物。我们常常听说民主可能引发“多数暴政”，民主的动员机制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分裂，它还可能因为分配冲动而影响经济效率——那么，让我们重复一遍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民主是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除了所有那些其他被实验过的政治制度之外。
然而，在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达到光辉顶点的康熙帝国，康熙皇帝却没有华丽转身，托举起光照环宇的民主政治的金色太阳，进而促成两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这要从融入国人血液和脑海中的儒家文化说起。儒家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发展有大贡献，所以世称“孔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始终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即孔孟之道。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在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便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强调的是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而“自由、民主、平等、公正”这些关乎社会成员权益的言论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儒家宣扬的“君命天授、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贵贱有序、等级差别、安分守已、非礼勿为”，更是对社会成员的蒙蔽、麻痹和愚弄。后世的所谓思想家亦多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据经典，阐释儒术，断章取义，增删勾连，移花接木，装神弄鬼，以尊孔为名，兜售其奸，旨在驯服人心，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
孔子以道德为最高价值，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讨论生与义问题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者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张岱年先生说，西哲言道德，最切实者，实推马克思与罗素。马克思阐明道德与阶级之关系，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道德常为支配阶级统驭在下阶级之工具。罗素则力说旧道德中残忍与迷信的成分甚多，力陈人类需要合理之道德。道德之阶级性，实本彰显著，但在支配阶级的思想家，以其所属阶级之关系，常对此熟视无睹。旧道德最注重在下阶级对于支配阶级之服从；在下阶级之自由，便是大逆不道，而在下阶级为支配阶级致命献身，乃是最高之道德。道德常迫人使死，迫人使处极苦之境地而不敢萌解放之想，萌解放之想便是非分妄想，其结果遂成为残酷的。旧道德本以禁欲为尚，强人禁欲，结果自易入于残忍。梁漱溟曾说：“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欹一方，黑暗怨抑，苦痛不少。”
清代戴东原言旧道德之残酷，尤为痛切。吾国旧道德之含残忍成分及其阶级性，本最显著。旧道德不甚注意君对臣之仁及父对子之慈，而持重臣对君之忠，及子对父之孝。更最重女子之节。所谓礼教吃人，原乃事实。儒家也讲慈悲，只是不要压迫得太狠；也讲博爱，只是压迫中略施小惠；也讲和平，只是要求在下阶级过好当下生活，不可有非分之想和妄动。所谓的慈悲、博爱、和平，殆不过是怀柔在下阶级的工具罢了。
传统思想以克已为处事之本，虽对维护社会秩序有裨益，但流弊更深广，正如杜亚泉在《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中所言：“并非没有流弊，以其专避危险之故，至才智不能发达，精神不能振起，遂成卑屈萎靡，畏葸苟且之习惯。我今日社会之所以对于西洋社会情见势绌者，未始非克已的处法之恶果。”
两千年儒风凛冽，硬化了国人的体质和精神，对于极小一点的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人们以儒家之是非为是非，超越儒家思想的言行就是离经叛道，不仅触犯天条，也会引起众怒。每个人看到他人多了一点自由就不顺眼、不顺心，自已被恩赐一点民主权力也不习惯、不珍惜，视争取自由和民主为毛病、体轻、刺头、作孽、没有修养、不守规矩，将老实、本分、听话、稳重、吃苦奉为做人的标准和美德，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力往自已的脑海里充实儒家思想，恪守儒家规矩，努力把自已修炼成忠臣、良民、孝子、烈士、节妇、厚道人，即使修练不成，也要伪饰成这样的形象，严重地压抑了人性的自然舒展。
两千年儒术盛行，几近泯灭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意识、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创造活力。儒家思想鼓吹者，只承认君权不承认人权，只承认专制不承认民主，只承认正统不承认庶出，只承认规矩不承认自由，只承认贵贱不承认平等，只承认宿命不承认能动，只承认传统不承认创新。君主政体挟儒术轻视人、蔑视人、努力使人不成其为人，而成为没有个人恩怨、得失、毁誉、荣辱、穷达意识和感觉的御用机器或工具。梁漱溟说：“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不及西洋之处。”
需要解释的是，儒家思想在“人化”和“化人”上是有历史性贡献的，儒家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格和品格的涵养教化力量不可低估，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仁道原则，是普世伦理的基础，但儒教毕竟是为小农经济服务的，在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代，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它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是保守消极的。梁启超曾言，自宋儒从《礼记》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合诸《论》《孟》称为《四书》，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试题悉出《四书》，于是《四书》之诵习，其盛乃驾“六经”之上。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桎梏，造成人们的心理畸形、变态，即为鲁迅所痛心疾首的“国民劣根性”，社会上形成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任继愈说：“一个人长期囚禁在幽室，必然苍白失色；一株大树生在大石缝中，其根必然盘结扭曲。儒教压制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抬头，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心灵。鲁迅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儒教长期流毒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正像清朝末期，一位美国记者对大清帝国的描写那样：“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在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都要求把儒教的“三纲五常”奉为天经地义，因为这种宗法思想最适合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一味拘泥于封建文化，不承认文化的实践性和时代性，拒绝文化创新，并且封建文化糟粕被后世承袭并得以强化，从而束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康熙从小就以鸿儒为师，学习《论语》每篇都要念120遍，背120遍，直到老年仍倒背如流，一字不忘，学习《四书》《五经》，俱经研究，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必与儒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这些书他也都会背，可见用功之深，后来自已也成为了鸿儒。法国耶稣会士白晋认为，康熙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家精神，是儒教的教主。康熙到曲阜祭孔，不坐轿子，进入孔庙大成殿，对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写匾“万世师表”挂在孔庙大成殿正中。孔子的子孙成为世袭罔替的“衍圣公”，品秩列文班之首的正一品大员。《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他曾在孔庙为康熙“讲书”唱赞，康熙不仅一日三问其年龄，而且还批准了他的四个奏本：由皇上选设卫护林庙的百户官，引城东文献泉之水入孔庙，准周公后裔为世官和扩大孔林的规模。1678年，康熙诏举博学鸿词：“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辞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科道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一时硕学鸿儒纷纷到京城应试，康熙亲自设宴招待，共有50多人胜出，获得了高官厚禄。康熙熟谙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的精妙之处和巨大功效，视“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自然对外来文化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和排斥。
况且，因为盛世，皇帝妄自尊大，睥睨四方，对“蛮夷”和“蕞尔小国”的更化形势不屑一顾，百姓更是安常处顺，俯首帖耳，不敢也不愿意破坏传统制度和封建秩序，因为儒家文化传统已构成中国人的精神法律。同时也应看到，皇帝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必然与之相关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它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租佃关系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中国皇帝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是说在康熙帝国民主思想基本上没有文化、经济、社会和阶级基础。
我们既要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在想，假如康熙能够走出国门，呼吸一下异邦的政治空气，感受一下英国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下强势发展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高涨的氛围，以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感和开放兼容的心态，改风俗，立法度，学习西洋的民主政治制度，会更增添他的伟大光芒。我也知道，对于西方的隐患，晚年的康熙，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然则，民主是帝制和宗法传统的天敌，作为封建帝王不被逼到死路，是绝难挥刀自宫，割去男根，断绝皇脉的。
康熙离世不到百年美国出现了两位伟大的人物——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和第十六任美国总统林肯，他们是民主的倡行者，华盛顿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林肯既不想做奴隶，也不想做奴隶主。华盛顿与林肯的政治思想迥异于康熙，盖因他们没有经过千百年来宣贯儒家思想所造成的思维定势，思想负担，心理痼疾，精神压力和文化积习，更因为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大势所趋。许苏民教授认为，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表现为美统真善的自由学艺，而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则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古希腊罗马的人文教化的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中国古代的人文教化的目的在于培养恭顺的臣民。王元化指出：“民主制是需要法治来保证的，但中国传统思想乃内在超越，重修身，而治国则是修身的延续，故法治理论与法治经验在传统资源中极为稀薄。”
康熙不思民主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这似乎可以理解，但没有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对科技创新做出制度安排，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据史料记载，康熙对西方科技是很感兴趣并孜孜以求的，他在回顾钦天监杨光先诬告传教士日耳曼人汤若望那桩学术公案时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已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当时仅15岁的康熙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
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已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他悟性好，学习热情高，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好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得去那里授课。老师上完课走了，康熙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看重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已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把所学的知识付之于实践，有着强烈的学以致用的热情。传教士白晋对此作了详细记述：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父子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好学不倦、学有所成的康熙获得了洋老师白晋的极高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受当时欧洲主要国家建立科学社团风潮的影响，在宫内也设立了类似机构，称蒙养斋算学馆，旨在培养高级数理人才。传教士白晋说：
“中国皇帝仿此范例，开始在他自已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雕刻、塑雕以及为制作时钟和其他计算工具的铜、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皇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制造的各种作品为样品，鼓励工匠与之竞赛。”
当蒙养斋的学生们学成之后，康熙又让传教士带领他们分赴全国各地，费10年之力，勘测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经实地勘测，并用天文、大地三角测量等科学技术完成的全国性的内容详尽的地图，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的创举，规模也是世界空前的，后来被李约瑟高度评价为“当时亚洲最好的一部地图”。这次测绘的意义还在于它在世界测绘史上第一次印证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与此同时，康熙又策划和组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天文、数学和乐理大型科学丛书——《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总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传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是代表我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在有清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与康熙同时代的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评价说：
“我以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可惜的是，如阎崇年言：康熙精通数学、物理学、医学、化学、光学、测绘学、地图学，他的数学水平甚至达到了专家的程度。但是，他只是凭着个人兴趣在学，没有形成政治制度让全社会都来学。由此看来，康熙再聪明、好学、善思、亲为，也只是曹冲，而不是阿基米德。曹冲与阿基米德的区别在于：曹冲称象，引起的只是一时鼓动耳膜的喝彩声，而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引起的却是持久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风暴。其实，作为皇帝无需精通各门类的科学技术，但不能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科技意识。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只把西方科技成果当做“奇技淫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进行文化层面的反思，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然沿袭草原民族崇武尚力的传统，在“木兰围场”炫耀超人的膂力和精湛的骑射技艺，于篝火映天、酒肉飘香、人呼马嘶的营地，显摆式地盘点自已捕杀了几只老虎、几只黑熊、几只野猪、几只饿狼，射杀了几只麋鹿、几只野兔、几只山鹰，那他的帝国最终会被“奇技淫巧”所猎杀。
生活在19世纪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最为褒奖的18世纪的两个伟大帝主，一个是中国的康熙大帝，另一个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他们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并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对此，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出现这样的结局，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的先贤热衷于道儒之辩、儒法之辩、儒墨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辩、阴阳之辩、纵横之辩、人性伪善之辩、天理人欲之辩、太极无极之辩……不重视研究和传播自然知识、科学知识以及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思维还处于原始水平，更为无聊的是，有些大师对客观事物常作毫无科学根据的天马行空的迷信想象。比如，朱熹认为天道的内容为元亨利贞，即万物产生，发育繁茂，开花结果，果实成熟，表现在人道上就是仁、义、礼、智，把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与人生的道德相互牵合起来，实乃风马牛不相及。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天人相类”的观点，认为人体结构与天体结构是相同的，譬如在天，一年有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人体骨节有十二大节，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日月，人有耳目。这显然也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谈。即使大师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偶有议论，也表现出与西哲对立的思想，难以说服人。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而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古希腊哲人主张发挥知性思维能力，认识自然和社会，而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庄子曰：“知也者争之器也。”认为知识就是凶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究其根源：从远古到公元前三四千年，全人类的宇宙观都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是直接的、同一的，但是在五六千年前，西方的苏美尔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突变，产生了把人类和大自然分离的宇宙观，成为西方文明的“征服宇宙”的宇宙观源头，这种宇宙观作为支配西方文明发展的原则，一直延续到现代。
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董仲舒、周敦颐、张载、朱熹、王守仁乃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等，与西方古代的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芝诺、路西德、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贝克莱、洛克、休谟、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孔德、马克思、恩格斯等等，都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所不同的是：
其一，西方古代的这些人文导师和各种主义的创始人，大多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孜孜以求，卓有建树，有的还可称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等等。毕达哥拉斯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哲学，发现了“勾股定理”，创办了集政治、学术、宗教于一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在埃及学习几何，研究灌溉系统，在巴比伦学习天文历法，在雅典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原子论的创始人。亚里斯多德兴趣广泛，深入研究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逻辑学等等，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路西德潜心研究医学、数学、法律、哲学，是伊斯兰教哲学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8岁学习拉丁文、代数、几何，9岁便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12岁时已经开始学习逻辑，13岁时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莱布尼茨的研究成果遍及数学、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外交等等，他创建了微积分，并精心设计了非常巧妙简洁的微积分符号，从而使他以伟大数学家的称号闻名于世。孟德斯鸠对法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19岁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康德早期作品主要以科学居多，后期则主要研究哲学，建立了康德哲学体系。费尔巴哈曾在埃尔兰大学学习植物学、解剖学、心理学，后获博士学位。孔德1814年进入巴黎综合技术学院学习，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被称为“社会学之父”。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科学求是的产物。恩格斯认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总结、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一直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潜心研究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发现及其方法，研究各种前沿技术的最新成果及其应用，研究这些发现和成果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理论思维中引起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精通数学，恩格斯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八年当中，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上。
其二，西方古代这些杰出人物大都曾经游历列国，寻求知识，研究科学，考察社会，并把自已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积累的广博素材运用到自已学说的教学和研究中，体现了个人的价值偏好，对西方同时代乃至后代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影响甚大。比如，毕达哥拉斯创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大多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家；柏拉图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及、昔勒尼等地以学习知识，在雅典创立阿卡德谟学园，在学园门口就立了块牌：“不懂几何者不准入内”；被当时称为世界领袖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曾经受到他的老师亚里斯多德的深深影响，始终对科学事业非常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在希腊化时期，新学园不断创立，著名的雅典大学延续了七百多年，不少城市都设立了公共图书馆，有的藏书达五六十万册之多，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园是规模宏大的学术中心，设有图书馆、动植物园天文园、研究院等部门，藏书达七十多万卷册，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这里进行研究活动，如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
反观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在做修已安人、束身寡过的学问，表现出极大的主观性。诸子出于王官，知识不出王宫；老子凭借职务的便利，钻进故纸堆里，终身寻道，唯一的出行，骑青牛出关，还不知所踪；孔子虽整理《周礼》，修订《春秋》，删定《诗经》，但述而不著，无手泽之遗，率弟子载礼品出疆，聚众讲学，游说君王，也没有走出中原；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之后的大思想家更是自我封闭，求诸内心，悟道于洞、院、寺、观、场。这些都使得他们视野狭窄，信息闭塞，自然知识匮乏，社会经验缺失，创造活力不足，更无客观逻辑、实验、论证，深陷唯心主义泥淖而不能与时俱进。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有人文情怀而无科学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会更开阔一些，他们的思维会更缜密一些，他们的论证方法会更科学一些，他们的学说会更理性一些。无疑，他们的思想在向深广传播的同时，也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留在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的心中。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尊崇儒术、科举制度和文字狱为主要手段，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社会共识，而所读之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读书人“用力之要，尤在多读圣贤书，否则即易流于下。”“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整个社会的信条。在国人心目中，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谁致力于它，谁就断送了科举仕进的前程，丧失获取功名利禄的机会，谁就会被世人斥为走旁门左道、不务正业，让人冷眼相待。而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凤毛麟角，历尽艰辛所取得的成就，如科技成果、科学著作，往往又不受重视，弃置一边，因为“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从宣统三年（1911年）学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道声光化电。”溥仪的课程有《孝经》、《尔雅》，之间夹杂着《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全唐诗》等，有中文教师、满文教师、英文教师授课，师资力量很强，可谓“精英教育”。但他长大成人以后，几乎成了生活的白痴，尤其没有数字和地理概念。在战犯管理所，溥仪五十岁时开始补习算术。溥仪说过一句要命的话：“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都是被贵族看作卑贱的等级的。”
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认识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它作为“取辩之物”的基本手段，与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观念相适应，论证皇权神授的客观性和天意的必然性，使得科学认识和科学活动充满了牵强附会的迷信色彩，无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阻滞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徐光启在谈到元末明初以来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时，曾感叹地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无一存。”传统社会思想在思维内容上排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在思维形式上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从中西方文化发展史看，东方偏重心的改造，西方偏重物的改造。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以情感、心理、内省、体验为主轴的具有审美性质、艺术性质的文化精神。古人在百家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强势影响下，缺乏缜密思维、创新意识和惟理求是的精神，古代中国也缺乏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体系和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体系。
尽管如此，在16世纪前，因中国的封建制度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相对统一安定、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日益融合，加之人民的辛勤劳动，中国古代科技还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根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的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1世纪，中国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约计达50%～71%；公元11世纪后的宋元时期的几项重大发明对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又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自16世纪以后，由于政治制度已经落后，权力专制、文化禁锢加剧，以儒学为宗、吸收佛教禅宗思想的官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加之朝廷重本抑商，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导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中国的文明却没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欧洲相似的现代科学。这也是在同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式的伟大科学家的缘故。
具体到康熙皇帝，他学习西方科技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他汇集能工巧匠设立蒙养斋、如意馆等是为满足自已赏玩之好，他颁布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是显示其对传教士和西学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容、恩典和优待，并未把西学东渐看作是科技强国的机会，更不认同西方科学文化的优长，反倒认为西学悖谬“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故“禁之可也，免得事多”。从他对待传教士和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儒家文化是远胜于形而下之器的形而上之道，是具有最高价值和不可战胜的法宝。如梁启超所言：“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迹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此，康熙对西学西技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只注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而漠视其价值理性，只承认西方文化之“体”，不承认西方文化之“魂”，排斥或摒弃其与中国传统相异的文化内涵，故在康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东方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融合并生成更为先进的文化之可能，这不仅错失了社会转型、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宝贵机遇，也注定了康雍乾盛世只能是大清帝国即将灭亡的回光返照。
牟宗三先生深究文化之根，认为儒学中“仁的系统”笼罩了“智的系统”，使中国只有依附于道统的“德性之学”，而无独立于道统之外的“知识之学”，即没有科学文化传统。
马克思当年批评大清帝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